作物收获后，必然会流入市场，只要是自家吃不完的粮食，总归是要卖出去的，粮食这东西再怎么存放起来也保存不了几年，哪怕是陈粮，也终究要上市贱卖顺便去库存，这样一来失地百姓总归能多些吃的。
只要能吃得起饭，又有多少百姓会选择造反呢？后世总将天灾作为主因，实则不然，乃人欲，亦人祸耳。
从秦汉到唐宋的1500年间，古人们可用的织物，主要是丝和麻。在棉花出现之后，丝和麻的产量锐减。宋元时期，棉花开始逐步取代丝麻，成为人们缝制衣物和被褥的主要原料。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珍稀之物，但到了明清，棉布已经普遍，产量不多的丝绸反倒身价倍增。
中国传统上所说的“布衣”，是指麻布衣，随着棉花的传播，布主要指棉布。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到明朝时，“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中国棉花的种植，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自宋以后，关、陕、闽、广等地皆得其利。
明初，天下已定，明廷令天下农人，凡有田地五亩至十亩的农户，必须有半亩栽种桑麻或木棉，十亩以上者倍之。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这是至今流传在松江地区的一首民谣，其中的黄婆婆指的是黄道婆，宋末元初人士。
黄道婆出生于松江府乌泥泾，幼时为童养媳，因不堪虐待流落崖州，居住约40年，向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并有改进，总结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织造技术，后在1295到1297年间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制造擀、弹、纺、织等专用机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
此后从乌泥泾开始，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传遍松江，紧接着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再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中国的“棉花革命”。当松江早已普遍使用四锭纺机时，欧洲的纺纱工人还只能同时纺两根纱。
之后随着时代发展，松江地区普遍使用加长的木弓和多锭的脚踏纺车，大大提高了弹花和纺纱效率，棉布的织造、染色和平整，分工越来越细。
明末时期，徐光启就发现，松江府“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所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徭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不仅是松江府，苏州、杭州、常州、镇江、嘉兴、湖州也都如此，“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
棉花种植所需劳动力相比于丝要少的多，相比于麻在种植方面也没有难度。与丝麻织物相比，棉布的保暖、结实、舒适、美观和性价比也都更胜一筹。明代王祯在《农书》中称赞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功，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又兼代毡毯之用，以补衣褐之费”。
从明清时期开始，逐渐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工业区”。江南地区自古是“稻花香里说丰年”，但明清时期“邑中种稻之田不能十一”，“其民独托命于木棉”。江南地区通过桑、棉等作物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种植粮食的收入。
明代徐一夔的《织工对》中，记载了一个小型纺织作坊，“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这十几个受雇的织工“衣食于主人”，“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明代晚期的手工业进程明显加快，“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明朝士人何良俊撰写的《四友斋丛说》第十三卷中写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至若太祖所编户口之数，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户，则是一里总一百户。今积渐损耗，所存无几。”
《四友斋丛说》于隆庆三年（1569）初刻，可见当时百姓生存状况，赋税日增，繇役日重，带地投效乡官避税又或是直接被强行兼并者已然甚多，失地农民反倒促进了各地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手工业与贸易水平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时人唐甑记载道“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顾炎武也认为，“纺织之利”乃“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
棉纺织业的繁荣推动了对棉花的需求。到明晚期，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能制造棉布衣服。缺乏土地种植棉花的农民也可从牙行那里购买原材料纺好棉布再卖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