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是野战，足以让靼虏喝上一壶了。
拼消耗，大明完全拼得起。
随着崇祯皇帝的旨意，大军快速行动起来，厂卫以及军中夜不收分赴各地，刺探敌情并传递消息。
可以说，大明初期实行的“开中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尤为有效。
为此，朱元璋曾经特意制定律法规定“凡监临官吏诡名及权势之人中纳钱粮、请买盐引勘合，有侵夺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盐货入官……”
这一律法的出台，在当时极大的震慑了官僚权势阶级妄图染指盐引谋利的企图，对开中法的实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自朱元璋死后，开中法在大明权贵及各方利益集团的眼中，已然成为了他们权力寻租的目标。
成化、弘治年间，由于私盐盛行，权贵等又随意向皇帝奏讨占窝、垄断开中。
造成盐引的派发量大大超出了盐业的产能允许范围，这迫使大量边地商人空有盐引，却无盐可领，只能在盐场等待新盐的产出。
有的人需要等待守支数十年的情况出现，这极大的打击了边商输粮支边的热情。
从而导致开中法的执行变得举步维艰，很难再像洪武、永乐年间那般良好运行。
明嘉靖十三年，户部给事中管怀里总结了开中法被破坏的危害。
大明弘治五年，时任孝宗皇帝户部尚书的叶淇提出了纳银领取盐引的办法，即“折色法”。
从此规定商人们以后不需再将军需运往边镇，只要向国库缴纳银两，就可获取盐引。
虽然，大明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年之内就为国库增加了百万两白银的收入。
但是，叶淇对盐政的改革，彻底的改变了大明初年开中法“盐政边政相结合”的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取而代之的是以食盐专卖为获取财政收入的直接手段。
这种短视的做法只看到了眼前的财政利益，却没有看到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影响。
原先得益于开中法的边商，为获得更高的利润，直接建设边镇商屯，促进了边区军需供应充足。
但折色法的出台，直接将边镇经济发展的基础抽离。
边商逐步撤出，商屯荒废，边镇军需再度紧张，军费支出大幅提升，大明陷入了更加可怕的财政危机。